🚨在担架的旅途中，有不同类型的士兵：有的人勇往直前，不愿意离开担架；有的人虽然气喘吁吁，但尽力去替代那些倒下的伙伴；有的人默默跟在后面；还有一些人虽然几乎没有参与，却充满精力地大声抱怨自己的命运，想念家里的妈妈。
很遗憾地说，最后一种类型的士兵，心理上变得脆弱，正在侵蚀团队的士气，已经成为以色列左派的代表，尤其是那些在街上抗议和在媒体上散播负面信息的人。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。
昨晚在特拉维夫的示威活动突破了任何底线。试想，如果在1942年，正值二战期间，大批英国人走上伦敦街头，举着“丘吉尔是杀人犯”的标语，要求停火，实际上是向希特勒投降以释放被俘的士兵，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场景？再想象一下，在独立战争期间，如果特拉维夫的人们示威要求本-古里安撤退到危险的‘47线，因为“已经流了够多的血”。
这些情景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为什么现在却成了现实，当年轻人们在街上纵火，喊着“现在！现在！”想要停止我们的第二次独立战争，反而让纳粹敌人获得胜利？
答案是，自1977年左派动荡以来，很多左派精英，包括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军官，认为如果他们在选举中不获胜，以色列人民就不配赢得战争。这种思维从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开始，当时右翼政府进行的战争中，示威者开始喊“为了杀人犯”的口号。后来在第一次起义时，这种情绪更加明显，接着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和加沙冲突中，这种“追求政治解决”的口号在媒体和左派政党中广泛传播。
与此同时，左派认为自己找到了“和平”的解决办法：通过撤退和让步来换取和平。他们在奥斯陆协议中尝试过，庆祝巴拉克从黎巴嫩撤军，支持沙龙的分裂，甚至在两年前拉皮德通过将领土交给真主党“防止了战争”。
正如《宋飞传》中一个角色所说的，“现在安静，之后再疯狂”。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疯狂之中。我们的精英们感到困惑，因为他们已经将“胜利”的意义抹去，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胜利。最近，一位准将说：“胜利是我们决定赢了的时候。”他虽然勇敢，但并不明白自己战斗的目的。
在10月7日，当危机来临时，左派想起了胜利，但当危机稍微过去，他们又回到了消极的态度。“还有多少士兵会死？”他们感叹，仿佛11个月前没有意识到，如果士兵不在前线战斗，后方的无辜者就会遭殃。
现在的示威标语是“解救人质”，但其实就是想停止战争。那些在一旁看热闹的人，实际上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比如哈梅内伊、辛瓦尔和纳斯拉赫，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将死亡归咎于政府时，心里暗自高兴。这对他们来说是双重胜利：既是杀人犯，又不承担责任。
我们必须搞清楚：我们的敌人并不关心这块土地或边界问题，他们想要的是我们彻底的毁灭。如果70年前世界面对的是一个希特勒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多个希特勒，他们耐心而专注，随时准备消灭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。
在他们面前，“全面胜利”不仅是口号，更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。我们必须胜利，尽管有些人认为“胜利”只属于内塔尼亚胡，而不是辛瓦尔。
在与残酷的敌人斗争中，我们不能有“战争疲惫”的想法，因为当我们再次醒来时，一切可能已经为时已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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